经过这次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会进行一些调整。

有必要指出，上述两个冲击点互相交汇。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条中国路径。

根据这个道理，交易必须以财产权利的界定为前提条件」问题是，在铁板一块、一切归公的制度下，究竟如何迈开重新界定权利的实际步伐？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利。因此，科斯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同时考虑到了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1978年中国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组织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多少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

这就使得庞大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合约重建起个人的权利空间，激励并约束他们努力生产。纵向对比，改革早期的中国劳力比今天更为低廉，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制造连一点动静也没有？要解开以上悖论，我认为最关键的只有一点：生产要素总要经过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才能转变为现实的产品与服务。谨防陷入发展的中国陷阱中国经济时报：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周天勇：在这种发展模式下，ＧＤＰ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随着技术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大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当年，对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８１０４。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下。许多学者判定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必须慎重考虑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4.由于农民无权自行处置级差地租较高的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而大片农田和边远山区的宅基地，退出复垦，国家也无补偿，无法变现换取城市住宅，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退出损失太大，实际上形成了城市化中农村人口的退出障碍。但可能出现的中国陷阱与拉美陷阱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所区别：一是如果继续偏重发展重化工业，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

中国经济时报：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我们还能继续沿着对城市化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周天勇：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风险。周天勇：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包括：1.农民承包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产权和利益不清。二是利益梗阻，地方政府的（如土地和房屋财政等）利益，部门利益（收费罚款等），集团利益（如垄断性国企领导和员工的利益），阶层利益（如开征物业税对已经有多套房阶层利益的影响）等等，可能使在财税体制、实施阳光财政、国企利润纳入预算、改变税收结构等方面，旨在减轻创业就业负担、降低房价、防止两极分化的改革，不能有所进展。５％左右，美国在１５％左右。

三是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越严重，难度越大，改革起来越困难。可以看出，改革开放３０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间，我们向哪里去？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中国经济时报：这恐怕与我国的土地制度有关。在城市中，形成了15％以下靠出租房屋不劳食利的家庭和85％以上辛勤劳动而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租的家庭，而且由于人口多、土地少，房租水平会持续上升，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要用来交租给食利阶层。

５％，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２万人，增长了９２％。

每年城镇新增５００万劳动力需要就业。3.农村土地承包期的时间较短，加上城市出让期限较短，不利于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并且土地使用期（包括住宅）到期后，是否再需要出让并再交一次出让金，成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一道难题。

１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３９。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２。在农村人口增长和分散居住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导致对土地的浪费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许多方面的问题比人口集中到城市要严重得多。鉴于目前的耕地和宅基地体制，农民还不能从农村中退出。２万人，增长了１７６。５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但是，关键是它影响了我们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中国经济时报：和大工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是很低的。

政府分配比率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太恶劣，抑制了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在ＧＤＰ中的分配比率日益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人民收入增长较慢，结果是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而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民进城和推进城市化，也是半推半就。

行政机构公职人员从４６７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９１。当然，如果政府的支出及其收费和税收，如果不影响创业、投资和企业，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样的问题。

只有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才能使一个国家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土地和住宅体制潜在的风险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的过程，总是与人们的土地、居住、流动密切相关。由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但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就业受阻等问题。而城市中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形式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2.政府征用城郊和农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没有按照不同所有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给集体和农民的补偿太低。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３亿劳动力。

７２人就缴税缴费供养１人。周天勇：目前的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过度使用资源，这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必须进行改革。

您所说的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周天勇：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跌入这个陷阱。虽然，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也开始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注册登记审批方面政策放宽的力度不大，各种监督执法繁杂、重复和交叉的问题总是没有得到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仍然存在。

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当前，避免跌入陷阱，遇到以下难点：一是路径依赖和惯性，认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现在的体制没有缺陷，３０年来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很好吗？没有认识到我们继续在这些道路上走下去面临的风险和危机。政府收入中公务开支比例更大。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到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

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在我看来，影响农民永久迁移进城的原因，实际上是退出农村的损失较大，以及进入城市长久居住的支付能力较低而支付成本过高。

亨廷顿在《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实际上，2009年我国国民经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受阻、生产过剩的病症，从深层次看，就是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滞后和工业化超前流程不畅的一次大暴发。

6.土地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由于从县到中央，层级太多，土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与土地的集中管理和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矛盾。８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３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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