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参见张嘉尹：《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载《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十卷第五期，第11—15页。

(68)叶必丰教授的《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第一部专著，同上，刘莘主编书，第10页。(111)王天华教授在行政法学基本概念与体系研讨会上提出，浙江杭州，2014年11月22～23日。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政策，开始逐渐体现在判决和案例中，进而影响着对行政行为的解释。(38)《行政法学教程》提出了最广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的行政行为概念，但最终采用的是狭义行政行为概念，包括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64)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72页。(24)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民国行政法学、连通了外国行政法学，使我国行政法学在新的起步阶段有了台阶，而不至于完全白手起家。(101)前注(92)，周汉华文，第531～543页。

当事人是否特定，则以拘束内容为标准确定、以是否可统计确定。②其中，行政法释义学，是对现行行政法规范的客观内容进行概念性、系统性的考察和说明。即使是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政机关对是否作出和如何作出也并非绝对地可以自由裁决，而必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和公共利益的取向。

积极影响主要是指通过信息的公开和舆论评价，增进了公众对警察武器使用条件的理解，从而有利于警察在类似案件使用武器时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或促进了警察武器使用政策和规范体系的完善。因为自由裁量在本意上是排除其他主体审查的，而武器使用由于涉及到剥夺生命的可能性，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范畴，须由法律严格限制其适用条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裁量权收缩为零。[1]这种关于自由裁量的说法不仅是对裁量理论的认识不到位，同时也会误导警察武器使用的实践。[6]该学者从此角度对自由裁量的强调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警察处在实战状态时，上级是无法进行实时监管的，警察必须自主作出决定。

也要认识到警察武力使用本身的连续性问题，不得过于机械化地进行规制，避免出现武器使用裁量的僵化问题。如有些犯罪嫌疑人手持的是仿真枪支，有些犯罪嫌疑人劫持人质后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本身并无伤害人质的意图，但是警察很难深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和意图，因此极易出现判断的失误，进而影响武器的合理使用。

[5]因此，除非特别所指外，应当以裁量这一术语取代自由裁量，而绝非将自由裁量的使用予以泛化。如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武器等。（三）即时性 警察武器使用具有极强的即时性，由于实战情况是瞬息万变的，警察在紧急情况处置中，常常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即时作出反应，因而来不及向上级请示甚至没有余暇进行更多的思考。可见，除非在那些完全由专家根据经验、技能而作出专门技术性裁断，并基本排除司法审查的事项应为自由裁量领域外，其他的事项大多属于羁束裁量的范畴。

因此，为了合理应对社会舆论对警察武器使用裁量的影响，公安机关既要建立完善的舆论应对机制，也要及时、全面地公开相关信息，促进社会舆论形成对警察武器使用案件的合理评价。[11]所以，基于尊重人权的法治主义，使用武器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时间因素是诸多重要影响因素的一种，对时间因素的考量，宜于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来指导警察的武器使用裁量，但不得过于机械地硬性规定，以免限制警察在特殊情况下的合理裁量。消极影响是指社会舆论对警察武器使用合理性的质疑或批评，对公安机关和民警施加了过大的外部压力，可能导致公安机关对武器使用进行过于严格的控制，或警察群体对武器使用的抵触心理，为了规避社会舆论批评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致使警察在实战中不敢使用武器，进而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三）警察个体因素 警察武力的使用具有极强的裁量性，如是否使用武力、使用何种武力、强度如何等，都需要警察在现场即时作出判断。如果法律不给予行政机关这种政策的、行政的判断余地的话，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严格受法律的约束，这种基于法律的羁束而进行的行为称为羁束行为。

而只有对警察武器使用裁量的特性进行深入分析，才能进一步地架构其他相关理论与制度，实现对警察武器使用裁量的有效统制。即时强制决定只是无暇由行政机关遵循一般法定程序作出，只能由执法人员以其所属机关的名义即时作出决定，从而缺乏行政机关的审慎监督过程，因此对警察武器使用的决定，需要合理地予以统制。

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警察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从而作出合理的决定，则是效果裁量论的传统保留地。而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则不宜于使用武器，或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器，如地铁站、广场或商场等公众场所在人流特别拥挤的时候，使用武器很容易误伤群众。该条第2款规定：在安全上极有可能致命之射击，仅于无他法防止目前生命危害或身体之重伤害时，放得使之。（七）其他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公安机关的组织因素、武器配置因素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到警察武器使用裁量。[1] 邢曼媛，孟丽萍，杨玉海.人民警察执法权力与自身权利保护[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80. [2] 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04. [3]【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8. [4]【日】藤田宙靖.日本行政法入门[M].杨桐，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40. [5] 杨建顺.论给付行政裁量的规制完善[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20. [6][12] 李国军.试析警察临战武力使用的裁量过程和因素[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1）：61-64. [7] 周海源.行政问责对象范围的界定——从行政义务角度切入[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9-124. [8]【日】南博方.行政法（第六版）[M].杨建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2. [9] 尹伟.警务实战相关法律法规适用[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86. [10] 宋远升.警察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72. [11] 李建良，陈爱娥，等.行政法入门[M]. 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77. [13] 翟金鹏，史全增.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武力使用法律规范比较研究——以警械和武器使用的立法规制为重点[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22-131. 作者简介：史全增（1980—），男，河北魏县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实战训练部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注释: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警察武力使用裁量的法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C820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由于即时强制的决定和行为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因此许多学者将即时强制行为视为事实上的一种措施，并将公权力的决定因素排除在外。也即是说，民警一旦决定使用武器，则既有可能限制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也有可能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生命，而在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结果，应当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但是，这种决定的作出绝非自由的，而是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否则即为违法。如《德国联邦与各邦统一警察法标准草案》第41条第1款规定：射击武器只有在行使其他直接强制方法无效，或显无结果时，放得使用之。

我国现行警察武器使用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是由《人民警察法》、《警械和武器条例》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之为《操作规程》）等所组成。过于强调自由裁量也是不利于武器的规范合理行使的。

因此，必须由法律来确定武器使用的主体、条件等，明确武器使用的适法性。经验状况对武器使用裁量具有极大的影响，使用过武器的民警在心理上一般具有更强的承受能力，能够根据经验对现场情况进行更加冷静的分析判断，而缺乏经验者对是否使用武器的裁量会受到内心压力和外界因素的较大干扰。关键词:  警察武器使用 裁量 特性 影响因素 学界对警察武器使用裁量理论的研究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概念翻译和使用的不合理，盲目地以自由裁量代替裁量这一概念，但是作者并不认同警察武器使用裁量是可以自由的、无限制的。如有学者认为：使用武器的情形，往往危在旦夕，人民警察必须当机立断。

所以，在警察错误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当事人或其家属也只能获得经济上的赔偿或补偿，而无法使逝者再生或伤者完全康复。对警察武器使用的社会舆论评价，往往会促使警察群体形成一种心理暗示，进而影响警察在实战中武器使用的政策及其裁量。

甚至犯罪嫌疑人在有些情况下，也难以控制自身的情绪和预计进一步的行动，这使得警察对事实的认知存在着各种现实障碍，也给武器使用的裁量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自由裁量存在于那些立法机关缺乏对行政权进行事前统制，而法院又无力进行审查的某些专业技术领域。

（一）时间因素 时间因素主要是考量某一区域内，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对警察武器使用裁量所产生的影响。[13]《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规制警察武器使用的规范由总则性规定、第3章武器的使用，以及第4章法律责任所构成。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9-84页。特别是在某些特定时间内，警察使用武器的向度明显增大，如在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在出现暴恐事件后、或在特殊的安保期间内。当然，也有大环境与小环境相重合的问题，需要警察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具体判断。[3]虽然译文中表述为自由裁量，但是结合上下文，并无可以随心所欲之意，而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使用自由裁量这一术语在逻辑上并不合理。

客观因素是武器使用过程中警察控制之外的情境，如时间因素、区域环境、武器配置、组织因素等。具体来说包括公安机关的武器使用政策要求、武器使用训练情况、使用武器后的报告审查机制、武器弹药（如手枪、步枪、冲锋枪和其他特种专用枪支）的配置情况等，不仅影响到警察的武器使用能力，更会影响到警察对武器使用的合理裁量。

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时间会显著影响警察武器使用的裁量，如在客流高峰期和低峰期的地铁站、白天和夜晚的城市广场等。如在威廉#8226;韦德的汉译名著《行政法》中有这样的表述：‘自由裁量系指任何事情应当在当局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去行使，而不是按照个人观点行事，应当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随心所欲。

当对物使用射击武器无法达成目的时，方得对人使用射击武器。其中，为了应对现实中不同的情况，从确保和促进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出发，法律常常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权力，行政机关需要根据自己政策的、行政的判断来行为，这种行政行为称之为裁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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