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为了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应当将劳的度量标准设定为劳动的产出而非投入。

[37]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数据被他人通过某种途径获取，数据的商业价值就失去了。但是，服务换取信息的对价化交易模式，毫无疑问是以个人的信息权利主体地位为前提的。

不得利用数据分析，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52]参见胡凌：《数字经济中的两种财产权：从要素到架构》，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26] 我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政策，其目的指向在于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实施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后采取补救措施。（2）数据很专业，公众使用有专业门槛，由于缺少数据服务商，中间链条断裂，因此申请开放并不十分活跃。

这需要采取公法框架进行风险规制，以保护个人信息。[28]参见[德]塞巴斯蒂安·洛塞等编：《数据交易：法律·政策·工具》，曹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尽管当时修宪确定的指导思想是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文本，但从检察机关的条款来看，1982 年宪法第 129 条对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堪称一项创新之作。

因此，法律监督内涵的生长不能突破其本质内核和外在规约，检察机关的转型发展和检察制度的变革应当深刻体悟这一法则。(24)  前注 (4)，周新文，第 69 页。《宪法》第 137 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第三章国家机构第 62 条第 9 项（全国人大的选举）、第 63 条第 6 项（全国人大的罢免）、第 65 条第 4 款（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职务禁止）、第 67 条第 6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与第 13 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第 101 条第 2 款（地方人大的选举和罢免）、第 103 条第 3 款（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职务禁止）、第104 条（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第 127 条第 2 款（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

法律监督之法律并不限于法律、法规，亦包括规章。(67)  前注(64)，张军文。

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是检察权而非对应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独特宪法定位得以凸显。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检察制度亦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那么《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法律监督机关的用意何在？ 1982 年宪法确认这一用语的背景是什么？ 1978 年初最高检着手起草《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稿）》，同年 12 月召开的第 7 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对《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稿）》进行了讨论，讨论集中在应否将法律监督机关入法？究竟写上法律监督机关还是检察机关？支持写上法律监督机关的意见认为，监督比检察含义更广，监督包括了检察。基于宪法和宪法相关法，同时参考三大诉讼法对诉讼监督的具体规定，我们可将法律监督的内容进一步确定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监所监督、公益诉讼监督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31)  除了上述五大监督体系，我国还有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这些监督由于宪法没有释明，同时也不是现行宪法中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此处不作阐述。鉴于此，新时期中国检察制度的变革既避免了理论上的内在冲突，又成为理解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的新场景。另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集中在宪法第三章第八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专门规定检察院的条款集中在第 134—138 条（第 139 条属于与人民法院保障少数民族诉权的共同规定，第 140 条属于处理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的关系准则条款）。

(14)  参见前注 (1)，孙谦主编书，第 337 页。(35)  王志坤：《法律监督探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34 页。

（二）重塑国家监督体系 《监察法》第 1 条即开宗明义规定：......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监察监督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权力监督方式正式登上宪法和法律的舞台。因此，需进一步到《检察院组织法》中去追寻法律监督机关的实际含义。

于检察机关的地位，宪法似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之坚韧。(17)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 年第 9 期，第 385 页。(28) 这不仅未改变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反而随着检察权外延的拓展，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更为凸显。社会公正的维护同样有赖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因此，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既非开国领袖们的心血来潮，也非制宪者们的恣意，而是我国国体、政体和国情使然。最后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

申言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这种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既开辟了行政检察的新境界，也指明了法律监督机关未来的努力方向。如果说宪法上国家机构的设置与国家权力的配置深深打上了中国烙印，那么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中国宪法独有的概念，则进一步给现行宪制烙上了中国特色。

(3)  贾宇：《以赶考姿态打造法律监督示范省》，载《学习时报》2021 年 9 月 8 日，第 6 版。(55) 质言之，只有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才能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进而巩固国家政权。

该法第 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44) 但基于宪法方法论视域，对法律监督机关的文义阐释应以宪法和宪法相关法之《检察院组织法》为主进行考察和分析，此处仍采《检察院组织法》第 20 条之规定，将诉讼监督与执行监督进行区隔性表述。

1979 年《检察院组织法》第 9条关于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也大体被 1982 年宪法复制过来，相应地体现在第 131 条规定中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42)  此处审判监督不限于狭义上的检察机关依审判监督程序而进行的抗诉监督，包括对整个审判活动的监督，如针对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亦有权实施监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之核心组件——法律监督，从其内在结构看，本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核心为诉讼监督，这使得公益诉讼创设对行政权的监督已被法律监督所涵摄。(75)  参见前注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回到《宪法》第 134 条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表述，这是解读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关键条款。(72)  参见前注(64)，张军文。

最后，如何理解法律监督之法律？《宪法》第 5 条第 3 款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角度给出了部分答案，即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38) 不仅如此，在与一府一委两院下的其他国家机关的比较观察中亦呈现出鲜明对照，比如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权、国家监察机关与监察权均能形成机关定位与权力定性的对应。

《立法法》第 99 条第 1 款亦明确，最高检认为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送专门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意见。(25) 法律监督的对象已从刑事诉讼中的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监所机关等拓展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等。

还有的认为，法律监督作为专门监督，能够补充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自 2015 年《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权由较大的市扩大到全国所有设区的市、自治州，即赋予所有地级市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权限，规章立法自此步入快车道。(56) 体系解释即是根据规范条文所处的结构位置（章、节、条、款、项等），联系相关规范条文的意义背景进而从总体上把握其含义的解释方法。1982 年宪法刚开始修改时，有关检察院存废之争并未随着《检察院组织法》的制定而消除，后来在彭真同志的坚持下，经中央决定，检察院还是保留了下来。

从地方实践看，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北、云南、广东、江西、海南、福建、甘肃、浙江、贵州等多地的省委书记就贯彻落实《意见》提出要求，多地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专题学习。诚然，《立法法》第 99 条并未直接赋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规章审查要求的权力。

依此，我国宪法确立的是国家权力机关主导下的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并行的国家机构设置，即人大主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主要依赖于办案，从案件类型看，法律监督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监所监督主要涉及刑事领域，公益诉讼监督限于民事与行政领域，而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兼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领域。

二、法律监督机关的历史演进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的变迁历程，法律监督机关经历了从 1954 年宪法行使检察权的单一规定，到 1982 年宪法法律监督机关的明文确认进而形成法律监督机关与检察权的并行设置。(13)  《彭真文选》（一九四一 — 一九九Ｏ年），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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